1934年6月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样的工作作风好不好？》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潘汉年写给时任中央局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的报告。潘汉年早年一直在国统区从事文化统战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夏，他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并担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后期，为扩大红军，中央局抽调了一批重要干部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到各县工作。潘汉年被派往杨殷县担任突击队队长。在这期间，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报告中，潘汉年重点谈了开会问题，由此又联系到“从县到区，区到支部的工作方式”问题。其中的一些做法，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加强党的领导，完善领导组织体系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各方面动员工作的压力很大。因此，通过开会来布置工作、协调解决问题很正常。但不正常的是，这一时期的会议太频繁。有的乡“每个月开十多次”，而且一开就开长会，“有从晚上开到天晓才散，农忙时也是这样”，导致干部把开会当作一种负担。

　　为什么要开这么多的会？这与杨殷县的实际有关。该县于1933年7月成立，是名副其实的边区县。由于成立时间不长，导致党的建设没能及时跟上。在该县均村乡，“有个支部召集大会只到一个人，区委与书记只是摇摇头，只是简单地决定重新召集一次”。党的建设滞后，也导致党的领导无法深入基层。在那里，“区委对各群众团体没有正确领导与关系，各团体一般的是靠上级的推动”。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通过频繁开会来布置工作、协调解决问题。

　　但潘汉年认为，若不加强党的领导，仅仅靠开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不断强化党的领导，特别是建立起一个中央——各级党委——党团——苏维埃政府、群众组织——人民群众的领导组织体系，才能将党的领导延伸到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基础上，开会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能加强党对各群众团体“协同动作的领导与指示”，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动员过程中“各派各的”和“没有联席”的问题。

　　与会人员要精准，发言要简单明了

　　领导组织体系建立之后，开会仍然是必要的。但潘汉年认为，会议时间不宜过长。在当时，会议之所以持续那么长时间，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与会人员过于宽泛。当时干部似乎有个错觉，好像与会人员越多就越重视一般。为此，潘汉年说：“我曾看到一次区书联席会议，讨论红五月工作，莫明其妙的各区妇女部长也一齐列席，出席的人是县委书记，少共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夜深散会之后，他召集区一级的列席人员谈话，问他们过去区书联席会的县委工作人员是否也全体出席，他们答复“一向如此”。

　　二是发言环节多、长篇大论多。当时，开一次区书联席会，往往要先由县委书记作报告，之后是少共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妇女部长等人补充。这样，“重重复复拉拉扯扯从清早到下午四点钟”。晚饭后，各区与会代表还要发表意见，而且，“个个能够像县委人员一样，大篇名词与背诵决议，说得很漂亮”。

　　潘汉年认为，上述方法是不妥的，也毫无效率可言。要想会议开得高效，与会人员就必须精准。既然是开区书联席会议，与会人员就应该严格地限制在各区区委书记这个范围。至于发言，既要减少发言环节，也要限制与会人员“长篇大论”，发言要简单明了。这样，才能使会议开得更加有效，也有利于各项工作的推动。

　　明确会议主题，要有具体的、单独的讨论

　　在调查过程中，潘汉年还发现一个问题：“县委县苏有计划的去讨论与检查每一区、或某一个单位的工作，从来不做讨论题目，党与苏维埃及其他群众团体都是千篇一律。”例如，杨殷县保卫局召开一次全县特派员会议。会议议程包括：（一）参战动员。（二）扩大红军。（三）查田。（四）节省。（五）检举与肃反。就保卫局的职责而言，上述议程的主题显然不够集中、不够明确，讨论也就无法做到有的放矢。潘汉年曾问一个组织部长：“你们自己感觉到这种开会办法有没有效果？”对方回答：“不能断定！”

　　会议开得效率低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没有具体的、单独的讨论。在一次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潘汉年发现，会议采取的仍然是“讲演式的办法”，而且“最后也没有人发表意见”。类似的会议，从县开到区，从区开到乡，干部苦不堪言，特别是县委书记。要体现出对工作的重视、要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县委书记不得不整天参加各种会议，而且每种会议都要作报告，但同样，“在会议中具体讨论是看不到”。至于区一级的工作方式，问题似乎更为严重。

　　潘汉年指出：“不成问题反映上面县一级的方式，好像除开支书联席会，各部长联席会，就没有什么具体的单独的讨论与指示的方法。”所以他指出，开会本身并不是目的，关键是要解决实际工作。而这种会议“没有讲到实际工作办法”，因此也“不能解决实际工作”。

　　应该怎样去解决开会的实效性问题？

　　潘汉年认为，首先应该将“上面来的文件迅速翻印下去”，使参会人员事先了解会议的主题并做深入思考。其次，要委托一个负责同志，“把中心工作的意见简单明了的报告一下，然后提出区委执行这工作的具体步骤与应当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多让出时间来，要各区书发表他们想到的执行这一工作的处置办法”。在讨论之后，再由负责同志做一个结论，进一步明确工作如何布置、分工，什么时候检查，哪些错误倾向要防止，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会议的实效性。

　　重视检查分析，抓好会议精神的落实

　　会议结束并不意味着工作就解决了，相反，还需要进一步抓好落实。当时的杨殷县，“不经常检阅下级工作，不给以具体指示”“派了突击队下去，好像他们的责任就完了”。至于突击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突击队本身工作如何，他们一概不管，一切工作“只有等候突击队回来才知道”。这一工作方式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该县有一个区，联席会议决定某个月要扩大红军200人，其中，工人30人。其间一直没有检查，但到总结的时候才发现“工会与青年都没有完成或完全没有做到自己人认出的数目”。

　　对此，潘汉年指出：“每一个工作的进行，不是等到最后才检查，空洞的提出几句漂亮话的自我批评的口号（如说一些动员不够，宣传不好等）。在每个工作进行中，县委要能了解区委的执行状况，区委要了解支部执行状况，这样可以及时纠正发现的错误与必须解决的问题。”没有这种检查，“每个中心工作到月底不能完成的原因在哪里也不能具体指出了”。

　　在检查过程中，还要善于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例如，该县茶元区区委书记经常报怨“优红与归队不好，影响扩红”，甚至将原因归结于“下面工作太歹”。但实际上，“他对于如何具体迅速解决这个障碍就没有一点布置”。又如，该县均村区有一个模范连，有20余人报名参加了红军，但同时又宣称如不是整连去当红军，他们就不光荣，自己也就不去，用这个方法拒绝区委要他们立即集中。对这个问题，突击队与区委几乎是束手无策，他们“既不去查问这意见是不是有个别坏分子起领导作用，又不去分头找个别积极分子做宣传解释，尤其对这连的连排长表示不愿意当红军的消极，未采取有力的斗争”。

　　潘汉年提议，立刻召开模范连的党团员和干部会，查找分析原因。一方面，通过积极分子向连排长和消极分子斗争，“撤销这个连长，代以已经报名的积极分子”，找出“不肯集中的歹分子，联系开展斗争”。另一方面，“发动慰劳与进行优待这些报了名的新战士，进行热烈的宣传鼓动要他们不要等待”。最终，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潘汉年说，“对于每一中心任务不能完成，或发生某个事变，都不愿意去追究根源”，这种离开实际工作去“空谈工作作风”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做好工作总结，活泼运用和推广好的经验

　　动员工作结束之后，并不意味着会议的部署就画上了句号。潘汉年认为，干部要善于从工作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并将好的经验进行活泼的运用和推广。

　　潘汉年以永丰区为例，“一个乡主席比较积极，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去号召每个群众节省三升米，并组织一批平时信任他的党员与雇农同样以身作则去各方面动员。二十号便完成了该乡承认的节省的数目（原定二十五号完成）”。由此，这个乡主席得出经验：“各部长亲自不断的跑到乡一级去。因此如有各（个）别的乡苏主席或部长，支部书记是个积极分子，那末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奋斗可以做一些工作。”但事实上，杨殷县很多地方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如该县县苏和区苏的一些干部，他们对动员工作做得好的乡苏的总结往往就是一句话：“因为这乡苏主席在群众中很有威信。”这样的总结是远远不够的。潘汉年指出，如此简单的总结，往往会使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活泼运用这种好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各区各乡去”，因而也就无法为下一次动员提供借鉴。

　　此外，干部还要善于借鉴和运用其他地方好的经验。毛泽东曾经总结道：“一切过去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级的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起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参加革命战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苏维埃运动得着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发展与胜利。”毛泽东的上述经验即来自于对瑞金查田运动的提炼。事实上，杨殷县均村区模范连问题的最终解决，就是根据这一经验进行处理的。

　　潘汉年的这篇报告，主要针对的是开会问题，由此延展开来，又联系到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其核心要义，就是在学风会风方面，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从而“解决实际工作”。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务实作风。这篇报告在《斗争》上发表时，《斗争》的编辑以按语的形式，在报告末尾向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发出号召，要求广泛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工作方式的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来“消灭官僚主义的作风”。在这篇报告发表后，杨殷县进行了全面整改，各项工作也因此取得长足进步，并逐渐成为主力红军长征前最重要的军事动员区以及长征之后坚持时间较长的一块苏区。

（文章转自中国纪检监察报）